伴随着西文东渐，西方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在十九世纪末开始发生激烈的碰撞。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汇体现在各个文化部门之间的交锋上，其中中西医之间持续的论争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西方理性主义文化在民国以后取代儒家文化，占据着国家意识的主导地位，中医在这场持续至今的文化争论之中始终处于被动弱势的地位。对仍在继续的中西医之争进行阶段性地认知与反思，将会有利于指导我们现在更好地处理中西医之间的关系。
中西医之争，首先是中西文化之争
现代西医是在传统的希腊-阿拉伯医学的基础上利用自然科学发展的理论成就建立起来的，是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则是在上古六经文化、儒家和道家的文化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属于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两种文化体系下的医学知识体系，中西医分别内含了各自文化母体的元理论框架、思维方式和认知方法。西医代表着人类对人体进行还原与逻辑建构的认知路径，而中医则代表着人类对人体进整体与取象比类的认知路径。中西医之争其实是两种不同的认知自然和人体的路径之争。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本质差异，导致二者始终处在矛盾的紧张关系之中。
中西医之争，其次是话语权和行政主导权之争
由于政府对中西医采取相同的法规和医政管理部门进行管理，两种医学的各自发展状况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其支持力度。受国家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西医从民国政府开始就控制着各级医政管理机构，享有整个医疗行业的话语权和行政决策权。科学主义的独断性和排他性使得西医对中医始终持着贬低与打压的态度，导致中医在近代被动地争取自己的话语权和行政自主权。中医如果在未来的医政管理机构中不能争取独立自主的地位，就会继续受制于西医和科技界的异化性改造，沦为被边缘化的替补医学，直至消亡。
中西医之争，最后是医疗市场之争
中西医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广大患者的认同与支持，由于二者是本质不同的医疗知识体系，就要争取各自的受众，这就是医疗市场之争。中西医都需要通过各种平台和途径对广大民众进行影响与教育，争取陌生群众对自己的理解与接受，进而将其转化为自己的铁杆用户，使其在就医时能够将自己纳入首选。面对国内有限的受众群体，中西医只有让更多的国民信任、使用或者愿意将自己作为从事的职业，才能让自己的社会价值充分展现出来。
中西医之争，中医需要由被动变主动
近代的被动挨打导致中国人产生普遍的文化自卑心理，笃信科学主义的中医主流学界面对来自西医和科学界的批判与诋毁，始终是处在利用西医和科学自证存在合法性与正当性的被动状态。被动自证的状态造成中医主流学界持续走向西化，中医家普遍丧失了与西医争夺话语权、行政自主权与医疗市场的能力。中医要想走向复兴，就必须从近百年的被动走向主动，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将会给这种转变带来文化和理论的自信。中医与儒道文化同根同源，可以在未来借助传统文化复兴的走强，赢得这场持续百年争论的主动权。未来的中西医之争将会改变以往从西医和科学的角度单向地批判和异化中医的局面，从中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去审视西医和科学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基于文化和理论的自信，中医将会通过批判西医和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缺陷与弊端，找回失去的话语权和行政自主权，再次获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和尊严。
因为很多人觉得西医太霸道，中国已经不能容忍，一个国家只有一种医疗制度。而且还是十三亿人，占据世界七分之一的人口，只有一种医疗制度，是非常危险的。
中国是一个以社会为主的国家，他需要给人民第二种医疗选择，尤其是在第一种医疗体系失败，或者无能为力的时候。
因此，很多人认识到，中国需要两种医疗体系，单独一种医疗体系，只会在社会需要时，产生崩溃。
东西方这次疫情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最开始都是由西医应战，当然效果大家有目共睹。西方开始出现医护人员罢工，当然中国也出现了给医护人员子女加分的流言。
中期，中国加派中医，以及全国中西医医生，逆行支援武汉，以及东北。中国开始疫情开始处于可控范围。
美国疫情，一直以西医控制，在中期，人民期盼的西医特效药并没有出现，疫苗还在研发当中。西方又采取中国自我隔离的方案，结果侵犯了西方人所谓的自由权。
所以西方游行，暴动，只是通过黑人被杀，而扩大而已。也算美国西医间接无能为力的一种体现，引发的美国社会后果。
中国这次瘟疫也许就这么过去，那么下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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